附注:
[1]在辛丑和约中,外国在平津的驻军地点,并不包括丰台,日军强行在丰台驻军,是根本依法无据的
第十七章、历史的转折点,西安事变
表面上看来,&ldo;西安事变&rdo;(一九三六年十二月,张学良挟持蒋介石,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,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),似乎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,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&ldo;先安内再抗日&rdo;的大政方针,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,获得停战整编的机会。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,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侵略。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,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,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,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。而发动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与东北军,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。
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,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,但是却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。促成蒋、张摊牌的直接主因,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部署,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,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。这点刚好又被张学良识破,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,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子,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。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,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安排。
171 事变之前的局势
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,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,而是另外一个要角,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。事实上,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尾,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,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,所以和平解决本来是必然的结果,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,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件。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,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,一方面是国内强烈的压力,当然斯大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,也发生一些作用。然而从史料看来,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,蒋介石采取联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,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。
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,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,可以发现,张学良的东北军,蒋介石的中央军,以及毛泽东的红军,在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场。基本上,三方面都是决心准备抗日的[1],但是三方面却为如何抗日,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担任的角色,有着极大冲突,因而产生了西安事变。
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,抗日可以说是绝对的前提,因为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有着直接的国仇家恨,而在现实的环境下,他们又不能立刻与日进行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,因此他们承担了来自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压力,也几乎每天都要背负&ldo;不抵抗将军&rdo;与&ldo;误国军&rdo;等来自舆论的羞辱。当时蒋介石根本自顾不暇,那里能够与愿意为东北军承担与洗刷这些冤屈。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,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早些进行抗日战争,让他们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誓死抗日的爱国热血,就算是身死疆场,也并无所憾。(抗日战争期间,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编后的东北军中任职,因此非常了解东北军官兵真正的心声。)
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,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,对于日本的一再侵略与欺凌,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,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教训的准备,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,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觉醒过来,或是日、俄与日、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,这样中日之战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。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,蒋介石被迫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,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,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动,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,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,造成了张学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。
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,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,粮饷只有八折,其它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;到后来,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,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,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,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。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,自己只是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,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。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,全国共同抗日,就成为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。
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,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,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&ldo;大亚细亚主义&rdo;意识,就是希望中、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、互助来促进发展,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,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。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,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,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,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,所绝对不能接受的。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,蒋介石就决心&ldo;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&rdo;的大政方针,誓要统一中国,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,以扫除国耻,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。
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,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,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,建设中国,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。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,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,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,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,农业无法自给自足,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,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,人民大部分是文盲,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,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,当然是必输无疑的。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,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、工业与国防武力,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。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,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&ldo;生聚教训&rdo;策略,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,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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